里扯几穗麦子回来，放在灶膛里烤熟了，搓出麦仁给他吃。麦仁很香，很糯，嚼在嘴里粘牙。

“河生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偷麦穗的事吗？”方卫国坐在对面，也看着窗外。

“记得。”河生笑了，“你偷了人家自留地的麦子，被人家追了二里地。你跑得裤子都掉了，还不肯丢麦穗。后来被抓住了，人家一看是方老师的儿子，就没追究。”

“我不是偷，我是摘。摘几穗麦子尝尝，能叫偷吗？”

“那叫摘？”河生笑着打趣。

“我那是体验生活。将来当记者，什么都要体验。”

“体验完了呢？”

“体验完了写文章。”方卫国笑了，“那篇文章后来发表了，在县报上。稿费两块钱，买了一斤猪肉，回家包了顿饺子。”

两个老人对着车窗笑了很久。

黄河大堤到了。堤上的柳树已经绿了，长长的枝条垂下来，在风中摇摆，像少女的长发。堤下的麦田一片金黄，收割机正在地里作业，轰隆隆的，扬起一阵尘土。

车子停在大堤下面。河生和方卫国下了车，沿着台阶走上大堤。大堤还是老样子，高高地矗立在黄河边上。只是路面修过了，柏油的，很平整。堤上安装了太阳能路灯，每隔几十米就有一盏。堤下的村庄也变了，以前那些低矮的土坯房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红砖楼房。

方卫国站在大堤上，看着黄河，看了很久。“河生，你说咱俩多少年没来了？”

“十好几年了。”河生说，“上一次还是江江小时候，带他来玩。他现在都结婚了。”

“时间过得真快。”方卫国叹了口气。

黄河还是那样，黄黄的，浑浑的，不急不慢地流着。滩地比从前窄了不少，种着成片的速生杨，笔直笔直的，哨兵一样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？咱俩在这儿跑步，你跑不过我，每次都让我等你。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你还在这儿说，将来要当工程师，造大船。我说我要当记者，写这个时代。咱俩都实现了。”方卫国的眼眶有些红。

“实现了。”河生的眼眶也有些红。

河生从口袋里掏出铜铃，摇了摇。叮叮当当的声音在黄河上空回荡。

德顺爷的铜铃响了，母亲听见了，德顺爷听见了。所有在这条河边生活过、走过、死过的人，都听见了。

方卫国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，递给河生。是《大河之子》的精装本，深蓝色的封面，烫金的标题。

“河生，这本书送给你。是我写的要写细节。”

风吹过松柏，发出低沉的声音。

方卫国这次来河南，还有一个目的――给父母扫墓。他的父母葬在洛阳北郊，一个叫凤凰山的地方。墓地不大，立着两块青石碑，碑上的字已经有些模糊了。

方卫国跪在坟前，点燃了纸钱和香。

“爸，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你们在那边还好吗？我写了十三本书了。你们以前说我不务正业，现在不说了吧？你们在那边看到了吗？”

河生站在旁边，看着方卫国跪在地上。

方卫国站起来，把膝盖上的土拍了拍。

“河生，你说人死了，真的能变成星星吗？”

“能。”河生说，“我妈说过，人死了会变成星星，在天上看着地上的亲人。”

“那我爸我妈在天上看着我呢。他们看到我写的书，一定很高兴。”

“一定。”

回到上海后，河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旧物。他翻出了很多老照片，有父母的，有大哥的，有方卫国的。看到方卫国年轻时的照片，瘦瘦的，高高的，戴着眼镜，意气风发的样子。

他从抽屉里拿出铜铃，摇了摇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响起来。

“德顺爷，我带卫国去黄河边了。他还记得您，问您是不是还在这儿。”

铜铃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像是在回答他。

五月十五日，方卫国在北京打来电话，说复查结果很好，医生说他恢复得比预期快得多，可以正常生活了，只是不能太劳累，烟酒都不能碰了。“河生，你在上海好好过日子，别老惦记我。”方卫国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大病初愈后的轻松，“我有儿子照顾，你那边也有老婆孩子。你少抽点烟，喝酒也别贪杯。”河生说：“早不抽了，酒也不怎么喝了。”方卫国在电话那头笑了，“你戒了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”河生说：“老了，身体要紧。留着命，多看你写几本书。”

方卫国说：“书不写了，写够了。”河生说：“你上次也说不写了，后来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