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末，李世民在太极殿偏殿召见了杜荷。这是东征回来之后第三次单独召见。第一次是安市城的城主府，第二次是商税数据的御前对答。这一次的偏殿里没有舆图，没有数据，只有一壶茶和两只杯子。

“坐。”

杜荷坐下。李世民给他倒了杯茶。茶还很烫，热气在他的脸前面袅袅地升。

“商税的事你做得差不多了。朕今天叫你来不是说这个。”李世民把茶壶放下，从案上拿起一份奏折推到杜荷面前，“你看看。”

杜荷打开奏折。是吏部的拟任名单。名单上有一行字被朱笔圈了出来：拟任杜荷为户部度支司郎中，正五品。朱笔圈出来的旁边是李世民批的两个字：不急。

“这是吏部送上来的。朕压住了。”

“陛下觉得臣不够资格？”

“不是。是你接了度支司的位置，你就得坐在度支司的椅子上每天对着那群被你断了财路的人。他们不敢碰你，但他们会用最软的钉子扎你。你不怕钉子，但你身边的人会替你挨扎。朕不想让你在那个位置上把时间都花在跟钉子较劲上。”

杜荷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陛下想让臣做什么？”

“你自己说。你觉得自己现在最适合做什么？”

杜荷想了很长时间。他想了自己在辽东山脊上站着让所有人先走的样子。想了自己在那间堆满账本的明算堂里跟陆元规讨论核算框架的样子。想了狄仁杰在第一排抄笔记的样子，李治在县学后排做三栏笔记的样子，薛仁贵在偏院里磨刀的样子。

“臣想在县学建一个书院。不是教经义的，是教人怎么用数据说话的。把商税报告的方法论教给更多人。以后朝堂上需要有人能看懂数字的时候，不止臣一个人能看。”

李世民把手里的茶杯放下来，透过杯沿上方的热气看着杜荷。

“这个衙门的名字你想好了吗？”

“想好了。叫度支书院。”

“挂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挂在县学下面。不另立衙门。不占编制。就是用县学的一间讲堂，一个先生，几个学生，一套手抄的教材。”

李世民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放下来。然后拿起朱笔，在吏部那份拟任名单的背面写了三个字：准。度支书院。

“但你不能没有官职。度支书院的先生也需要一份俸禄。吏部再拟的时候告诉他们，你的品级从你回来的那天算起。你那份钱是从战场上挣来的。不是朕赏的。”

杜荷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。李世民没有说“起来”，他站起来的时候看了一眼李世民的眼睛。那双眼里的血丝比去年少了很多。但眼角多了两道以前没有的纹。御驾亲征回来之后这一年，李世民老了。不是在脸上，是在眼睛里面。

六月初一，度支书院在长安县学最里面的一间讲堂里正式开课。没有牌匾，没有典礼，没有六部的贺文。只有十几个学生，一个先生，一本手抄的教材。教材的封面上写着四个字：商税疏要。杜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他自己写的‘商论’改成了教材。每一章后面都附了三道习题：一道分析题，一道核算题，一道政策设计题。

程草案。章程的最后一页上有一行狄仁杰手写的字：书院之立不为授人以术，而为授人以道。术可学，道需悟。

七月初，长安城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度支书院的讲堂里没有冰鉴，只有几把蒲扇。学生们一边扇扇子一边做题。杜荷坐在讲台上批作业。批到狄仁杰从大理寺寄回来的一份案例分析的批注时，他停住了。

狄仁杰的批注写的是他现在手上正处理的一桩刑案，长安西市一桩商户纠纷。两家布庄因为一条商路的所有权打了两年的官司。历任大理寺的推事都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结案。狄仁杰调出了这两家布庄过去三年的商税缴纳记录，发现其中一家每年报的营业额和市场同类商户的均价差了将近四成。他用的是杜荷在度支书院第一课上教的核算方法。

他把这条数据比对结果写进了一份给大理寺推事的补充报告中，建议推事去查这家布庄的实际出货量。推事照做了。查了三天，发现这家商户的确在偷税。偷税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商路所有权的归属，但可以证明偷税的那一家商户在法庭上已经做过一次伪证。做伪证的证人，说的话就不能再被采信了。

案子当天结了。

杜荷看完狄仁杰的批注，在下面写了一行字：你做到了。商税数据和刑案卷宗的交叉比对第一次在实案中生效。这是你要走的路。继续走。

他把作业合上放在一边。窗外蝉声阵阵，热得让人烦躁。但他不觉得烦。心里有一种很安定的东西。一年前他在公主府的书房里写四门商税报告的草稿时，对着满纸的空栏不知道什么时候